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宫室建筑十分讲究，充分反映了建筑技术的进步情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有“明堂”。明堂之制，自古有之。最初的明堂并不是什么雄伟豪华的建筑。《吕氏春秋·召类》谓“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大戴礼记·明堂》亦谓明堂“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可见它就是以茅草为盖的方形大房子。这种房子，四面敞亮，光线充足，给人以明亮的感觉。古代的学问家认为夏的“世室”、殷的“重屋”、周的“明堂”是一个类型的建筑。作为商王室公共祭祀场所主要建筑的堂，应当是“重屋”，亦即当时的明堂。古人认为“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还谓建官、行政、治历颁朔、耕籍、献俘等亦常在明堂进行。前引卜辞表明，商王授令、会议、祭祀等大事都曾在“堂”举行，可见商代的堂与文献所载的明堂的功能是大体相合的。孟子谓明堂为“王者之堂”，商代的堂也有这种性质。康丁时期的卜辞载“癸丑卜，其登王堂，于妣辛卯牢”[35]，当时的堂已称为“王堂”，正是“王者之堂”的意思，表明了当时王权的增强。商代的堂虽然不是唯一的祭祀场所，但是卜辞记载表明，在堂举行祭祀的次数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在室、寝、宗等处的祭祀。《白虎通义·辟雍》谓“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卜辞所载商代的堂正具有明堂的这些功能。到了周代，明堂的建筑已经十分讲究。王国维指出，“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所谓“个”，即正堂两旁的侧室。在四堂四室的中间有一大庭，“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36]，如此看来，明堂实为一座庞大的建筑群。20世纪70年代初期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37]，发现的编号为M1:54的漆器图案中工整地画出了明堂的形制。这个图案的中心有一大圆，内绘三兽翻滚，相咬嬉戏。大圆之外绘屋宇四座，两相对称。房宇皆平顶，有短柱承托，柱头有托手，面各三间。其中一座4人皆躬身相向而立，居右者发向后，双手举物过首；居左者伸出双手接物。除右侧的送物者外，其余3人皆腰佩短剑。另外两座房宇有两户分居两侧，中间各有两人。这个图案中两两对称的四座房子和其中的大圆所表示的“太室”，就是古代明堂的缩影，与王国维考证后所得出的明堂形制的结论相吻合。在各个诸侯国，明堂可能是其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