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区内的一个支配性保护机构满足了作为国家的这两个关键的必要条件。它是禁止其他人使用（它所认为的）不可靠的强行程序的唯一普遍有效的强行者，对这些程序实行监督。它保护它的地域内那些被它禁止对其委托人采用自助强行程序的非委托人，即使这种保护必须由其委托人来资助（以明显再分配的方式）。它做这件事是出于赔偿原则的道德要求，这一原则要求那些采取自我保护以增强自身安全的人们，去赔偿那些被他们禁止做出冒险行为——虽然这些行为结果可能事实上是无害的。[5]——因而遭受损失的人们。
我们在第3章开始时注意到：由一些人向另一些人提供保护性服务的规定是否是“再分配的”，将依赖于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规定不必是再分配的，因为它能用并非再分配的理由来证明，这就是用赔偿原则提供的理由来证明。（可回忆一下前述“再分配”用于一种实践或制度的理由，它只是在省略和派生的意义上用于制度本身。）为使这一点更鲜明，我们可以设想保护性机构提供两种类型的保护性保险：一种是保护其委托人免受那种冒险的对正义的私人强行的威胁；另一种是不这样做，而只保护他们免受偷窃、谋杀等行为的侵害（假设这些行为在私人强行正义的过程中并不发生）。既然第一种保险只涉及那些需要禁止别人私自强行正义的人们，也就只要求他们来赔偿那些被禁止私人强行正义而遭受损失的人。仅仅购买第二种保险的人将不必为对他人的保护付款，没有任何他们必须赔偿这些人的理由。而由于想得到针对个人强行正义的保护的理由是强有力的，所以几乎所有购买保护的人就都将购买第一种保护而不计较多出的价格，因此就将都加入对保护独立者的经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