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是个性情极暴躁的人，可是这一回他没发脾气，究竟是因为理亏、惭愧还是为了慎重，我不能断言。相反地，他竭力想用最柔和的手段叫我息怒。他发誓说，信中叫我恼火的那段话并不是他说的，他也从没这么写过。他承认确曾对那人说起过要结婚，并且表示看中的是我本人，但是他起了许多誓，否认信中所说的那种理由。他还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说起那些话，是因为他在爱尔兰的田产好久没去打理，手边急需用钱。他说这些隐衷他一直不忍心让我知道，也正是为了这事他才如此固执地要我跟他一起做这趟旅行。然后他又说了许多甜言蜜语，把我爱抚了一番，对我表示了强烈的爱。
“有一件事他虽然没拿来替自己辩白，但在我听来对他却很有利：就是裁缝信中所提的前夫遗产。事实上，姑姑从来没结过婚，这一点费兹帕特利先生也十分清楚——因此，我推断那裁缝一定是凭空捏造，或是根据道听途说信笔乱写的，所以那句令人恶心的话一定也是毫无根据的。亲爱的妹妹，这算怎么回事呀！我不再是审判官，却当起他的辩护人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提信里那段细节或者用那一点来说明我所以宽恕他的理由呢？一句话，即使他的罪过比这再重上二十倍，他只需拿出一半他刚才所用的柔情蜜意，就足以使我原谅他了。这时，我也不再反对去爱尔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出发，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到了费兹帕特利先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