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
水心又谓：
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狭而不充，为德之病。[91]
陈亮同样言事功，所不同之处，龙川以同理学相对立的形式出现。全祖望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92]黄百家说是“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陈亮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一世大学者，其论史言功利是其思想中一大特点。同时代的吕祖谦倡读史变风气，讲畜德致用。他说：
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不善畜，盖有玩物丧志者[93]。
朱熹对吕祖谦不满的地方，如前所说，是“于史分外仔细”。
浙学重史亦重经，朱熹以经为先，史为后，认为经细而史粗，把史学放在从属的地位，朱熹是使史学会归于理学之纯粹；浙学与朱学不同，言经言史，重经也重史。在吕氏那里，更体现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吕祖谦的作品中，史学著作是主要的。重要的有：《大事记》、《大事记解题》、《大事记通释》、《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以及《东莱博议》。前三本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系统。《大事记》12卷，起自周敬王三十九年，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是一本编年大事。《通释》三卷，引诸儒文学评论历史。其中引《易大传》、《书序》、《诗序》、《论语》、《孟子》、刘向的《战国策序》、《太史公自序》、《史记》，一直到《程氏遗书》。关于《大事记解题》12卷的写作意图以及它和《大事记》、《通释》的关系，吕祖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