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朝后期，节度使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节度衙前的偏裨将领拔擢得任。④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⑤,可见早在开元末期，幽州节度使身边的裨将便对平卢军使这样的高级武将的权威构成严重挑战。天宝初年供职于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偏将哥舒翰、安思顺等后来也皆成节帅。另一种则是由军镇经略使或州刺史升迁而来。⑥史载天宝九载(750)“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时任天德军使、朔方兵马使的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不禁使胡三省发出“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的感慨。⑦当然，这只是就武将迁转特点所做的粗略划分，两种经历兼而有之的节帅多有人在。然而如果将这两种迁转途径放置于燕政权的存续七年的封闭时间段里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其意义变得格外突出，并为理解河北藩镇格局的特点提供了重要思路。我们将燕政权中的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为“节帅出偏裨”和“节帅出军州”。